司马迁为何“独宠”隐士？

林聪舜在书中首先厘清了一个关键问题：司马迁为何选择伯夷、叔齐，这样的隐士作为列传之首？这背 后藏着司马迁为《史记》立传的核心标准，也暗示了传首位置的深意。 林聪舜敏锐地指出，这一标准绝非简单的"尊孔"，而是司马迁的价值取舍。吴太伯、伯夷、叔齐虽属传 说人物，但均被孔子称颂，他们身上"让国"的核心特质，恰好契合了司马迁的精神追求。在书中，林聪 舜将这一选择与《史记》的整体结构相呼应：年表首共和、本纪首黄帝、世家首吴太伯、列传首伯夷， 贯穿其中的正是"表扬让位、反抗君主"的一贯立场。伯夷、叔齐拒绝继承王位，又以死反抗武王"以暴 易暴"，这种对不义权力的决绝姿态，正是司马迁想要在列传开篇确立的价值标杆。 如果说立传标准是外在形式，那么司马迁与伯夷、叔齐的精神共鸣，则是《伯夷列传》成为传首的内在 灵魂。孔子认为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但司马迁却依据《采薇》佚 诗与别传记载，坚持这两位隐士必有"怨"。在伯夷、叔齐眼中，武王伐纣并非"吊民伐罪"的义举，而是 以暴力取代暴力的暴行。当天下宗周、无人敢质疑武王时，他们以"不食周粟"的方式殉道，用死亡嘲讽 强权，这份坚守与孤独，怎能不藏着怨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