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变与不变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张继超 全面抗战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 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里的步行团。有人问他："闻先生，你大可照学 校的规定坐车、乘船，舒舒服服地到昆明，何必受这个罪呢？"闻一多很严肃地说："国难期间，走几千 里路算不了受罪。"这次长途跋涉留给闻一多的印象极为深刻，沿途的所见加深了他对旧中国的认识。 人民的贫困、文化的落后、道旁的罂粟，还有不断出现在眼前如《石壕吏》中所描写的抓壮丁场景，都 让他感到心痛。闻一多开始反思：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书，过的是假洋鬼子的生活。虽然是一个中 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得很少，这真是醉生梦死呀！ 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公开发售。在书中，蒋介石公开宣扬专制主义，这让闻一多无 法接受。面对严酷的现实，闻一多毅然抛弃文化救国的幻想。他写信给学生臧克家说：从青岛时代起， 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和许多 爱国知识分子一样，闻一多从对现实的不满和反省中走上新的道路，诗人、学者开始转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