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年猪的那些辛酸事

□庞国翔 冬至这天，外侄请我回乡吃刨猪汤。外侄是个地道庄稼人，经过辛勤耕作，生活进了小康。前些年，每 到杀年猪时，他都打电话请我回去，当时单位事多一直没能如愿。如今我退休了，正好回去凑个热闹。 我赶到外侄家时，年猪早已杀好。中午12点，两大盆热气腾腾的刨猪汤和各种菜品摆满了一大桌。我问 外侄，现在农村杀年猪还办手续吗？外侄说早就不办了，"只需喊来杀猪匠就行"。外侄这话，让我想起 40多年前农村杀猪的往事。 那时，我刚高中毕业，被招聘到公社一所偏远小学当民办教师。为增加社员收入，县里和公社大力动员 发展生猪产业，但成效一般。生猪产业发展不起来，上级有些急，想了很多办法，但效果仍不佳，家家 户户仍一年只养一头过年猪。于是，上面来了一项硬性规定：三口以上农户，饲养生猪要在两头以上， 一头卖给食品站，一头留下自家宰杀。食品站开出卖猪证明，社员方可凭证明请公社培训的杀猪匠来杀 年猪，否则就是无证宰杀，也叫"杀黑猪"，要被喊到大队去上学习班……这张小卡片式的卖猪证明，就 叫"返还证"。 当时，社员为啥不愿多养生猪呢？后来才了解到，社员们思想比较保守，他们认为农民的正经活路就是 栽秧种谷，饲养生猪只是个副业。个别农户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