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在号召勤俭、抑制消费的大背景下，上海工人阶级的消费转向呈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 服装上的精致、时尚与主流意识形态批判的消费、浪费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如果说青年女性尚且能在模 糊边界内找到讨价还价的空间，那么男性在追逐时尚和潮流的过程中则承担着更多的舆论压力。在这方 面，工厂"阿飞"即为最典型的一例。"阿飞"作为近代上海的特产，一度被视为平民时髦人。新中国成立 后，"阿飞"被定性为美帝文化的产物、旧上海的遗毒。原本聚集在里弄、学校的"阿飞"逐渐流动至工 厂，青工成为"阿飞"的重要来源，时髦男工面临着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考验。 大上海、小"阿飞" "阿飞"这一称谓来自洋泾浜英语。在有限的学术成果中，"阿飞"均被纳入流氓的范畴，呈现刻板、片面 和静止的形象。"阿飞"是近代上海的特产，其典型打扮是"三包一尖"（奶油包头、裤子紧包腿臀、小裤 脚、尖头皮鞋）。他们既非上流青年的打扮，又多少有点摩登的意思；有几分"纨绔子弟"的味道，又夹 杂些"轻浮的举止"。 在《"阿飞"正传》中，程乃珊详细描述了这些平民时髦人的前世： 唯有当时一批洋行外资做office boy的低等文员，一些缺少管教的高中生，还有工厂里一些较新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