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对存在的意义，投去怀疑的一瞥） 自近代小说诞生以来，就似乎形成了一条艺术规律，作家应当在其作品中描写存在之重，这种存在之重 表现为个人与社会不可调和的冲突。20世纪九十年代初，菲利普·罗思采访捷克作家克里玛时，就曾感 叹道，西方作家现在什么都可以写，但任何题材都显得不重要。这是因为，在承平日久的现代西方社 会，存在之重已成为遥远的回忆。 这就是为什么自20世纪下半叶，严肃文学的目光开始转向南美和非洲，那儿仍因社会的封闭和愚昧而显 出存在之重。例如在南非，就有三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库切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代表作《耻》 和《迈克尔·K的人生和时代》使他获得国际盛誉，原因不外是其内容充满压抑和神秘，有一种存在的沉 重感。 然而，库切的近作《波兰人》描写的却是存在之轻，这或许与库切后来移居西方，题材也转向欧洲的平 淡生活有关。《波兰人》讲述的是一个老掉牙的艳遇故事，一个西班牙中年女人与一个波兰老钢琴家在 音乐会上相识，他俩在一个小岛上共度了几晚，然后又回到各自的生活中，没有任何浪漫曲折的情节， 也没有刻骨铭心的结局。 这里我们就不用探寻库切的晚年经历了，博尔赫斯说过，小说本质上是作家的自传，这话当然没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