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五月，一代伟人范仲淹（字希文，谥"文正"）在徐州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 岁。消息传至京城，内外震悼，朝廷特意辍朝一日，以哀恤这位天下士大夫共同的精神领袖。 当年十二月，范文正公被安葬于河南府（即洛阳）尹樊里万安山下。早在他染病不起时，仁宗皇帝便不 时派人前往送药和探视；得知他伤逝后，仁宗感伤嗟叹许久；到下葬时，皇帝又为他的墓碑御笔亲 题"褒贤之碑"的碑额。 为这位后世公认的"有宋第一名臣"撰写一篇叙述他一生事迹的神道碑，就成了一项无比光荣而沉重的使 命。 它自然落到了欧阳修身上，但这并不全然因为他是一时天下共推的文坛宗师。 一 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在一个多世纪前发表的论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指出，唐宋之际，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是中国"中世"和"近世"的转变期。这种"唐宋 变革论"有力地影响了日本和中国史学界几代学人。 内藤的弟子宫崎市定在《东洋的文艺复兴和西洋的文艺复兴》中对宋代的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等领 域作了广泛的分析后进一步提出，宋代早于西欧数百年就出现了"东方文艺复兴时代"（《东洋近代 史》）。 法国知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 ...

王安石的名字，总是与他所主导的变法相关联。司马光说他是"拗相公"，推行新法时总是固执己见，因此，能够讨他欢心的新党，都是些阿谀奉承的小人。 史家将这些新党士大夫编入《奸臣传》。如同所有的政治上的"失败者"，他们被噤声，他们的名字被从石碑上凿去，被从竹简、布帛上剥下。在一团混沌的 史料中，我们难以辨清千年前那场党争中的是是非非。 近代以来，当变法图强成为知识界的主流思潮，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王安石丰变法的历史贡献，梁启超更是称王安石为中国的"克伦威尔"，认为正是王安石， 为彷徨中的国人揭示出一种我们曾经拥有过的，迈向近代民族国家的可能性。 问题在于，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正处于由中世到近代的震荡之中，即使我们不能全盘以费孝通等汉学家所创建的"冲击回应论"来反刍这段历史，我们依然可 以直截了当地，从那一帧帧旧照片，从照片上人物如黄昏般晦暗的表情里，读到促使改变发生的内驱力。丰变法则不然，若不了解北宋立国百年来冗兵、冗 官、冗费的积弊，我们便很难发现这平静渊面下的漩涡。表面上看，除了边衅频发，北宋确是一个和平的国家。 丰变法的经世济民思想，素来被讲究清谈的士大夫视为卑下，但这一思想，却可与边沁的功利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遥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