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11.25-2005.10.17） 古诗词中的成都，向来是一个物阜民丰与自然安逸并存的乐土。唐代诗人张籍的《成都曲》便勾勒出这般景致："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 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南宋末年，宫廷琴师汪元量在临安陷落后辗转至成都，吟出"锦城满目是烟花，处处红楼卖酒家"之句， 仿佛无论中原如何动荡，从安史之乱到宋元鼎革，偏安西部的成都总能幸免于难，成为抚慰中原士人身心的一方净土。然而及至近代，成都的恬 静形象被彻底颠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旅居外省的四川人却将家乡视为国中之"异乡"，批评其"僻处西陲，思想落后，反动分子，较为嚣 张。内讧连年，糜烂甲于全国"（王东杰：《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历史研究》2002年第三 期）。 关于成都及四川的近代史研究，王笛教授的著作无疑具有代表性。他的研究摒弃了以精英为中心的宏大叙事，将视角投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通 过对街头文化、茶馆和袍哥组织等"公共空间"或"微观单位"进行民族志般的深描，从茶馆里摆龙门阵，到袍哥仪式中的"三把半香"（即桃园三结 义、水浒梁山、羊角哀和左伯桃各为"一把香"，瓦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