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原本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重要篇章。南宋时期，朱熹对其进行了分章和补传（即"格物致知"章）的编订，随后将其与《中庸》 《论语》《孟子》一同合称为"四书"。由于《大学》篇幅精炼，开篇即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这一儒家核心修养路径，因此被朱熹置于"四 书"之首，成为后世科举考试和儒学教育的入门经典。而后，朱熹再传弟子（师从朱熹弟子詹体仁）真德秀编撰《大学集编》，辑录朱熹散见 论述并附诸儒问辩，解决朱子学阐释的歧义与零散问题，完善《大学》朱子学文本体系；并撰写43卷《大学衍义》，聚焦"格物致知、诚意正 心、修身、齐家"四纲并设子目，将《大学》修身理论转化为帝王为政实操框架。然而，真德秀虽然细化《大学》"八条目"的修养路径，却过 度依赖"道德自觉"的力量，认为仅凭帝王的"诚意正心"便可化解南宋财政枯竭、边防废弛的积弊，忽视了经济制度改革、军事体系重构等现实 层面的关键举措，导致其经世方案脱离社会实际，既无法为南宋统治危机提供有效对策，也让《大学》的实践价值难以真正落地。 陈永正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近日，陈永正教授所著《儒家治道的实践与诠释——丘浚〈大学衍义补〉研究》一书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引发学界对传统 ...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何以经世：儒家治道及其现代意义》 方朝晖 著 商务印书馆 为了建立新的解释框架，作者引入了文化心理学这一核心工具。他认为，在文明的表层制度背后， 存在着一种如"河床底部岩石"般稳定的"集体无意识"。它内化于语言习俗，规定着共同体的思维与情 感。作者将其中最稳固的成分提炼为三大"文化预设"：其一，此世取向。与追求"彼岸救赎"或"轮回解 脱"的文明不同，中华文明将感官所及的现世视为唯一且终极的真实。这一预设决定了中国思想注重"务 为治者"，致力于在此世内部寻求秩序与安顿；其二，关系本位。与西方原子式的自主"个人"不同，中 国人是在亲疏远近的关系网络中定义自我、寻求安全感的。个体的意义嵌入在与他人、家庭乃至天地的 相互依赖中，人伦秩序的和谐因此成为衡量社会治乱的根本标准；其三，团体主义。作为关系本位的延 伸，个人倾向于在更大的集体（家族、国家）中寻求身份认同和庇护。这种心理需求构成了中国历史上 对"大一统"政治格局持久向往的深层动因。作者认为，儒家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正在于它最深刻地体察 并回应了这三大预设，提出了一套契合中国文化心理的社会整合方案。 通过借鉴马克斯·韦伯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