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利率差异确实能够解释跨境资本流动的方向性，但难以刻画其规模与波动。投资者的资产配置 不仅取决于利差，还受到风险偏好与避险情绪的动态影响：在全球风险偏好上升时期，资本会加大对高 收益、高风险资产的配置，即便利差优势有限；而在避险情绪升温时，即使存在显著利率优势，资金也 可能回流至避险资产。由此可见，单一基于利差的资本流动假说难以全面反映现实中的跨境资金动态。 另一方面，贸易竞争力渠道在美元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下亦存在明显局限。按照传统国际收支理论，本 币贬值应通过价格效应直接促进出口与抑制进口，但在美元主导的全球贸易格局中，大部分国际商品贸 易以美元计价，出口商与进口商面对的仍是相对固定的美元价格，本币对美元的波动难以及时传导至贸 易价格，汇率调整对进出口数量的作用显著减弱。因此，在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与贸易体系下，单纯依 赖利率差异和贸易竞争力两条传统路径，并不足以解释跨境货币政策溢出的复杂性。 美元升值推高美国企业融资成本 美元作为全球风险偏好的锚点，其汇率波动对全球金融条件具有非对称且放大的影响。除去利率和贸易 变化带来的影响外，美元汇率变化本身也反映了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与融资成本变化。我 ...

央行不仅要权衡货币政策效果，还需兼顾美元汇率变动带来的外溢效应。 全球化金融体系下，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效应通过多重渠道跨境传导，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重要影 响。传统理论强调利率差异与贸易竞争力两大主要渠道，但前者难以解释风险偏好主导下的资本流动， 后者在美元主导的全球贸易格局中传导效力亦有所削弱。参考美联储近期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工作 论文，提出美元渠道作为货币政策跨境传导的重要补充。 实证显示，美元汇率本身构成独立的风险偏好传导渠道，其强弱不仅是利差或贸易的结果，更折射出全 球风险偏好与融资环境的深层变化。美元升值推高美国杠杆贷款市场的融资利差，其中高风险贷款利差 对美元汇率波动更为敏感。美元渠道不仅强化了全球主要央行对美联储政策取向的外部约束，也放大了 美联储自身在国内金融环境中的政策效力，并通过资本流动与风险溢价的传导进一步放大全球金融周期 的波动性与非对称性，加剧政策制定难度。 综合而言，美元渠道政策传导和风险放大器的作用意味着美联储及其他主要央行在制定政策时，不仅要 权衡货币政策效果，还需兼顾美元汇率变动带来的外溢效应，并在宏观审慎政策层面寻求更为精细的协 调与平衡。 首先，美元渠道独立于传统利差 ...